篇1

  试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学

  [摘 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然深入到了全球各个领域,对全球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然而在法律领域,国际经济法则是受其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国际经济法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新变化与新问题。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着手,以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含义、二者相互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经济法的变化为视角进行探索分析,旨在阐析当代世界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变革动力和方向等问题。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跨国经济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到认可,但关于其概念的定义却众说纷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大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原先局限于各个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体制与经济活动在全球化进程中融为一体,世界经济自由市场逐步形成,各国之间的依赖程度日渐提高;其次,世界各国国内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世界经济逐渐互通互融;

  再次,为了构建和谐的世界经济体制,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日益强化,各种多边或区域组织对世界经济的约束与规制日益显著。总的来讲,经济全球化是指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先进科技和生产力为手段,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最大利润和经济效益为目标,通过分工、贸易、投资、跨国公司和要素流动等,实现各国市场分工与协作,相互融合的动态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驱使下,为了适应各种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关系的客观需要,二战后,在突破传统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合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形成了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 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就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民法通则》第14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国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法也对应作出了不少调整与改变:

  首先,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的国际经济法不再如从前般受体质影响而受限其影响力和地位也逐渐明显提升。目前它所调整的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公法也包括私法。

  其次,各部门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经济全球化使得多方经济交易与经济活动互相交融,互相协作。调整某一经济活动的规定、措施也可能对其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从而要求全球经济必须充分合作与协调,相应的管理机制必须充分保障国际法律法规的实施与制衡。否则,全球的经济发展都会因此而倍受阻碍。国际经济法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保障必将与其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法的变化

  (一)各国经济主权的弱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的经济主权由绝对转为相对,非国家行为体(含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等)越来越频繁地介入到本属主权国家内部管辖的事项中来。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跨国公司对国家经济主权影响最为明显。客观上讲,国际经济组织是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主体。它是介于国家之间的组织,而非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实体,国际经济组织无权要求其成员国放弃其反映国家主权属性的基本原则,也不应该干涉本质上属于主权国家内部管辖的任何事项,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经济组织的制约范围已然深入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体内部,并对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二)国际商法统一进程加快。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商人交易量的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交易双方利益,商人之间法律规定的国际统一化迫在眉睫。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商法的统一进程已经取得了卓越的发展,国际商会结合交易实践,将商人们的习惯法确定下来,成为约束全球商人交易行为的明确规范,使原先的习惯俗成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以便于商人们从事跨国交易,极大的便捷了跨国商行为的进行。同时,国际商法的统一,驱动了国内商事立法的趋同,各国的国内立法也都考虑到与国际接轨,为了方便交易,制定了许多符合国际广泛认可的法律法规。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及对国际经济法提出的新挑战

  法律必须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完善,国际经济法作为调节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的总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以及国际组织功能的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挑战,逐步完善自己。国际经济法如今遇到的外部挑战大体可以概括为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日趋激烈及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后如何保证本国经济独立这两方面;同时,国际经济法自身的本质矛盾也在不断地对立与互溶。在迎接新挑战,解决旧问题,消除旧矛盾,产生新矛盾的过程中,国际经济法从而不断得到完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愈演愈烈,国际经济法必将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必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逐渐完善。

  篇2

  浅析国际经济与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发散

  一、国际贸易与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发散

  地区间经济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各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差异和产业带动的经济增长程度参差不齐这两个方面。而国际贸易对这两者的影响,可谓显而易见。它一方面对劳动力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进而影响了全国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经济的追赶型发展推波助澜。

  1、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的区域效应

  国际贸易与收入分配关系是当代贸易理论探讨的重要命题。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在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在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这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他指出,国际贸易在引起本国要素收益变化的同时,也会使不同国家的要素价格趋向一致,这一结论又被称之为新古典主义的趋同过程。

  实际上,对于不同地理位置、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背景的国家,由国际贸易带来的收入分配影响是不同的,国际贸易并非必然导致国家间的收入趋同。而同样,国际贸易对于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国际贸易引起的收入再分配过程具有明显的区域效应。国际贸易不仅对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一国内部的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内部存在广泛的区域差异与要素禀赋条件不一致,一方面不同地区参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带来的要素收益变化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难以扩散。

  (1)泰尔指数与三地带现状。收入不平等程度是描述区域经济差距的基本尺度。收入不平等的测度指标包括人均GDP、居民可支配收入或消费支出水平等绝对指标,通常是在这些绝对指标基础上,进一步采用统计计量方法可以获得描述不平等程度的相对指标,如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或泰尔指数等。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泰尔指数分解描述。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地区数,yi为i地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pi为i地区的人口数占全国的份额。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最终计算结果显示:泰尔指数显示的我国省区间的经济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内部差距最大,且对我国地区经济总体差距扩大的贡献最大,但近年来这种影响趋于减少;区间差距对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影响不断扩大,近年来比重上升较快。

  (2)国内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区域效应。由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缘、人缘和先行开放政策等优势,东部的国际贸易活动持续升温,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渴求,于是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东移。总体来看,劳动力的迁移是东西部地区双赢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不仅支撑和促进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发展,而且为西部的人们谋得生路,减少了失业率(见表1)。同时,来自西部地区的民工每年汇款回家,而其款项占该家庭总收入的28.7%,对提高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有积极的作用。

  然而,尽管纵向比较,西部外来民工的收入有较大的提升,但横向比较,其与广东本地职工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经调查显示,平均下来前者收入约占后者的74.55%。而且,外来民工社会福利待遇低。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隐性收入基本为零。由此,西部民工的全部福利收入与东部本地职工相比,差距更大。

  因此,单从收入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实际上是一种互利不等利的经济关系。并且,相对低收入的外来民工创造的价值,极大地拉动了东部地区整体经济状况,与此同时,又进一步提高了东部本地职工的福利、消费和收入水平,形成了蛛网式的差距发散效应。

  蔡昉等人(2002)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1978年以来东中西地带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力的要素边际收益,结果显示地区间物质资本边际收益呈不断缩小趋势,但地区间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差异均存在着扩大的趋势。作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不同要素边际报酬差异的变化趋势与要素流动性及其市场发育状况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对外贸易给东部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带来的要素收益受到国内要素市场条件限制,无法实现向中西部地区的扩散,这使得国际贸易促进要素均等化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反而成为扩大东中西三大地带收入差距的主导力量。

  2、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

  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增长的动力源泉发生了巨大变化,沿海地区大部分产业已经形成了以非本地市场为动力的发展格局,60%以上的产业对非本地市场的依存度在50%以上,而内陆广大地区,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本地市场。

  这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产业发展潜力的差异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导致许多产业向沿海集中。这种态势也预示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在产业竞争力培育与市场拓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也是必须给予政策扶持的重点。

  (1)贸易依存度与三地带现状。

  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差异,而国家内部的区域差异通常也与比较优势差异密切相关。蔡昉等(2002)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比较优势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区域比较优势差异不仅体现在专业化分工与产业结构的差异,同样也会影响区域对外贸易结构。

  (2)出口退税利益的地区差异。

  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流人支撑了广东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按照我国的增值税分配制度和出口退税政策,增值税收缴后中央与地方是三七分成,而出口退税款却全部由中央财政支付。这种税制安排有利于出口规模较大的地区,事实上是少交多退,用中央税款鼓励本地出口。因此,出口退税也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这一政策有利于出口规模占我国绝大比重的广东和其他东部省(市),而不利于出口规模小得多的中西部地区。 从这个角度来看,根据我国的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带来的出口退税利益分配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间的资金积累和供给状况,从而使得我国实现地区间 经济增长趋同这个目标的前提发生改变,导致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发散。

  (3)进口的效用与地区差异。

  西安交大的张广盈和张兴旺,通过对中国1978-2004年进出口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进口和GDP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做广义脉冲响应分析与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进口对GDP的影响要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这说明进口对GDP有着显著的单向作用,所以当前不断增长的进口走势对GDP的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比较我国东西部的经济状况,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收入水平和高消费水平,极大地拉动了该地区本身的进口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从国外进口产品再转而内销以获得差价利润。而目前东部地区国贸活动的频繁加速了进口速度和进口量,而西部地区进口活动则远远没有前者活跃。因此,结合理论和实际,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东部地区更活跃的进口贸易深刻地强化了其自身的GDP增长,由此更加扩大了中西部经济增长的差距。

  二、国际投资与地区间经济差距

  1、国际投资 环境的区域差距

  自近代以来,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长期是中国经济 发展的中心。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办的工厂和银行大都集中于沿海地区,而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民族 工商业也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带或其周边地区。这种状况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几乎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时,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都集中于占全国面积还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李善同等,2004)东部地区由于最早接触到西方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 管理等知识文明对这些地方影响很大,因而形成了自己的商业化和商业 网络及商业文明以及具有强烈商业意识的广泛的 社会资本,这样的社会资本是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相一致的,如强烈的自主创业意识和敢于冒险逐利的思想等。

  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近代以来西方的市场经济文明对于这些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西部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很落后,受传统 农业经济的影响很深远,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的思想 文化是排斥或轻视商业经济的,重农抑商是其思想文化的集中反映。因而在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体现为保守、自我封闭、不敢冒险等的潜规则,这支配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很显然,这样的社会资本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甚至是同市场经济的内涵相矛盾和抵触的,这无疑会增加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和磨擦成本,降低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

  国际投资者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面对截然不同的两种投资环境,必然会倾向于选择资本运作效率高、社会环境优越、经商意识强烈的东部沿海地区。不仅如此,西部地区交通的不便利,也会增加投资的风险和产品输入输出的交易成本。由此可见,具有优越投资环境的东部地区必然得到更多的资本投入,进而为经济增长后劲的发挥埋下伏笔。并且,逐步更快地加大了中西部经济的差距扩散。

  2、国际技术转移与地区经济差距发散

  跨国公司的发展带动了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转移。对于东道国而言,接受FDI带来的技术有利于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增强技术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FDI技术转移还能对东道国起到示范作用,即作为技术领先者的跨国公司在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提高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是一种外部经济性,或者说是技术的溢出效应。

  国际技术转移就是技术创新的国际扩散,通常分为技术有偿转移(国际技术贸易)和技术无偿转移(国际技术援助)两种形式,以技术有偿转移为主导,政府间技术无偿转移极少。因此,通常所说的国际技术转移主要是有偿转移国际技术贸易。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向可以是垂向的,即研究成果扩散为实用技术,实用技术再扩散为技术商品;也可以是水平方向的,即同行业不同企业间相互扩散;还可以是以上两种复合扩散。

  然而,技术受用企业得到的技术,必须是对其技术成长有贡献的技术。某项技术是否是对其成长有贡献的技术,依赖于技术的传播率,即国外转移来的技术只有通过吸收,以及结合、再创造而成为适当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 的时候,才会对受用企业的技术成长有利。然而,不同地区的企业,基于各种客观因素,如企业规模、员工整体素质、知识和技术水平等,它们对转移的技术的吸收力度并不相同。

  东部沿海地区不仅拥有更多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开放的知识大环境,并且善于利用其充裕的资金基础来引进更先进的技术。高效率的技术吸收能力和更先进的技术引进,这两者充分地结合和友好协调,必然使得我国沿海地区技术转移效果达到国内最佳,远远超过了西部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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